永之胜十几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年轻人为啥想住“共居社区”？

“哈喽，你回来了。”穿梭在通往客厅的狭窄走廊上，大力一路上跟好几个室友打了招呼。

大力是Dweller（栖居者）青年共居社区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数字游民，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辗转于杭州、丽水、上海、大理、清迈等地。2024年，他在上海长宁创办dweller，试图改变当代都市青年独居或合租的生活状态，构建一个基于趣缘的新“熟人社区”。

大力与从事建筑业的合伙人一起租下一整层楼四套公寓，重新设计居住空间，并改造出面积更大的客厅和自习室等公用空间，组织各类活动、分享和沙龙，鼓励栖居者重新回归日常与附近，面对面建立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链接。

投入运营后，该社区几乎一直处于满房状态。单人间面积15平米左右，月租金为4000多元，双人间为2000多元/月。租约最短可签1个月，而租户平均居住时长为6-7个月，也有人从社区开放一直住到现在。

都说现在的年轻人边界感强，为什么又渴望共居生活，回到“熟人社区”？带着疑问，记者走进Dweller。

dweller青年共居社区部分室友合影。受访者供图

18个人共同居住的“家”

“哎好久不见，你回来送封老师吗？”大力有些惊喜地停住脚步，对面的女生小谭是以前住在社区的老朋友。为了迎接新人或送别老人一起聚餐，是这里不成文的规定。封老师是一名程序员，从世界头部互联网公司离职后，开始到世界各地旅居。他在这里住了三个月，即将出发去南美洲。

小谭在室友生活群里得知该消息，特意赶回来送封老师离别礼物。她去年底在这住了20多天，也因此认识了封老师等室友，他们在跨年夜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尽管相处时间短暂，这儿却成为了她心中像“家”一样的地方。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足以成为链接所有室友的纽带。在这占地600平米的共居空间，人数最多时有18人。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从事不同的工作，一半是每天到工位打卡的上班族，剩下的有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的瑜伽老师、心理咨询师、Web3.0（第三代互联网）从业者，正在实习或求职的大学生……

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喜欢待在公区。位于中央超过100平米的活动客厅是他们的常驻点，充满了生活气息——墙上贴满了不同时期室友们的合照和近期活动海报，书架、长桌、高脚吧台前，人们或坐着独自看书或办公，或躺在懒人沙发上聊天，阳台上种着郁金香、蕨类植物等花花草草，还有一只温顺的宠物狗坐在地上等人抚摸。

共居社区的大客厅。受访者供图

在共居社区大客厅读书和办公的人。李昂摄

“这个社区有一定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一个人会在这里住多久，你会对他们充满好奇，这就是魅力所在。”被称为“邱老师”的住客笑着说，40岁的她是“这里最老的人”。她在单人间住了一年，“因为我是个I（内向）人，我需要的是处于安全范围内的社交生活，我想社交时就可以到客厅，和不同住客聊天，不想社交时就退回我的‘壳’。”

大客厅被大力称为“城市客厅”，除了供室友活动以外，还会举办对外开放的各类活动，以创造一种自由的公共对话和讨论环境。“社区的核心模式叫‘1+N’，1是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客厅，加上N个生活实验室，指的是一个类似家庭结构的基本单位，比如一套四室一厅的公寓。”居住者还能在另一个小客厅聚会，一起看书、玩桌游或用投影仪看电影，此外还有一个自习室。

共居社区客厅墙上贴满了合影和活动海报。李昂摄

重新发现“日常”与“附近”

2020年大力在杭州工作时，住进了“706青年空间”。入住后，大力的空闲时间从手机屏幕中被解放出来，用于在客厅和室友聊八卦，一起吃爆米花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

到上海工作后，大力继续申请入住706社群创办的生活实验室。而他渐渐发现，共居生活的氛围会随着人数增减而变化，当多数室友要加班或出差时，客厅便少有人光顾，其他人的社交欲望也随之降低。

大力想起了2021年在云南大理旅居的两个月，他每日穿梭于咖啡馆、民宿和酒吧，与背景各异的人们交谈。他发现，人们围绕着古城和村落，形成了一个基于趣缘的小镇熟人社区，他们在步行可及范围内自发地组织和参与不同兴趣爱好和议题的讨论，从陌生人成为密友。

“我们能否在上海‘再造大理’，复现大理的熟人社区环境？”抱着这样的想法，大力进行了一场dweller原型实验。共住4-5人的“生活实验室”是构成社区的初级单位，而他要做的是“连点成线”，将4个公寓、20位室友汇聚在1公里内。地理距离变短，人口基数增大，社交生活自然涌现了。他们的社交范围不再局限于一室一厅，而是扩展到附近邻居与街道。

如果将这些房间真正联通，让所有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呢？基于生活实验室2.0的成功经验，大力与朋友提出了dweller青年共居社区的新设想，并租下了一层楼的公寓进行改造设计，在投入运营1个月内，5个单人间便被租满。他们迅速进行扩充，租下隔壁几套公寓一起打通，形成了今天的共居社区。

共居社区入口处放着dweller的概念设计图。李昂摄

人人都是“村长”

Dweller采取申请制，潜在入住者需要接受“面试”筛选。“两个人可以成为朋友，但不一定能成为一起生活的室友。”周帅是共居社区的运营者，他说室友们可能因为不冲马桶、没人倒垃圾、用完杯子不洗等琐碎小事发生矛盾。

因此，社区创立之初，周帅和大力制定了基本规则。而室友之间的共识建立起来后，公共空间治理权被交还到每个人手中。周帅说，他不是“公寓管理者”，不负责为大家添置家具或补充卫生纸、洗衣液等日用品，而是直接每个月给每人发100元，在周日早午餐会上由大家投票决议开支用处。

“我们就像一个自治的小村庄，所以后来有人提出轮值‘村长’。”周帅说，村长任职两三周到一个月期间，负责发现并提出目前共居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主持议题讨论。

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倒垃圾等家务事，在共居生活中容易变成“隐形劳动”，被自动分配给那些愿意做事的人，而他们却很少收获认可。为此，周帅提出“小红花”机制，每做一件家务事，便能得到一朵小红花。为了量化这一荣誉体系，精通AI的室友搭建了一个网站，用于发布公共任务和送小红花。“一是让做事的人得到正反馈，二是将家务活游戏化。”他说，目前三朵小红花可以兑换一颗荷包蛋，之后还会继续完善兑换机制。

共居社区小客厅墙上贴着的公共任务。李昂摄

此外，对外开放报名的各类活动也是构成共居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大力说，去年一年社区举办了200多场活动，几乎每周都有好几场，规模在10-50人不等。以近期活动为例，既有室友分享自己旅居24个国家的人生故事，也有“重拾城市公地”的系列沙龙，还有教大家做包子饺子等接地气的日常活动。

周帅喜欢做饭，因此经常提出主办相关活动，他记得有一次活动上，有六七位厨师经朋友介绍来参加。在拥挤的小厨房里，周帅与素不相识的人“接力”做拿手菜。“一起吃过一两次饭就熟悉了，感觉人与人重新被链接起来了。”

还有一次，正巧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借住在这里，吃饭时他们夹杂着中文和英语，聊自己的创业经历。“有一种大家从天南海北汇聚到这里的感觉，好像世界就在我面前展开。”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如今，dweller青年共居社区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运转。

“Dweller是个垂直生长的村庄，我们最终目标是达到150人的规模。”大力说，未来他考虑租下一栋楼内的其它公寓，设计成共享工位、活动室、社区食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租金有一定溢价，用来覆盖商业化设计与社区运营的人力成本。”共居社区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便可形成集聚效应，与附近街道的大社区展开良性互动，共同构建一个熟人社区的良好生态。

dweller共居社区的大客厅。受访者供图